在广元市教育系统首届吟诵培训班暨首届国学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

国学的语境：接着塞缪尔·亨廷顿的发言的发言

各位学员、各位来宾，先生们、女生们：

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相遇，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就“国学”这个话题进行交流。这里，我先讲，我讲完后，我想听听大家怎么讲，我们交流。我讲的题目是“国学勃兴的时代背景：接着塞缪尔·亨廷顿的发言的发言”。

一、冲突与回应

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仍在发展中的这轮文明来自西方。这轮文明为什么兴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不是中国？后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说事实：西方文明迅速强大，与此同时，与之并存的非西方文明受到冲击。

1800年欧洲人或者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了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到了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罗斯、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文明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30.北京.2010）

到了1900年，世界文明就像亨廷顿说的：“文明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30-31.北京.2010）

面对“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其他非西方文明回应方式只能有如下几种：1.基马尔主义（或称凯末尔主义）。它认为“本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52.北京.2010）这种回应方式确实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土耳其，但它也使这个国家抛弃了伊斯兰的历史，成了一个伊斯兰不要，欧洲也不要的，亨廷顿说的“无所适从”的国家。2.拒绝主义。它主张拒绝一切西方的东西，但这个主张是有问题的，中国搞闭关主义，结果1840年挨了一顿饱打；日本也搞闭关主义，结果1853年被美国人的黑船吓得半死。在西方“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的面前，完全拒绝根本不可能。

丹尼尔·派普斯写道：“只有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戴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然而，他们的纲领的不可实践性严重地限制了这些集团的吸引力；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尼日利亚卡诺城的延·伊扎拉（Yen  Izala)）集团、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阴谋集团、袭击麦加清真寺的集团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达克哇（Dakwah)集团，在他们与当局的武力遭遇中失败后便也消失匿迹了。”（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52.北京.2010）

改良主义。中国挨打、日本被吓以后，都采用了这种回应方式。中国把这种方式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叫“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它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要西方的技术，不要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体制。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54.北京.2010）

中国一直走的都是一条改良主要的道路。十九世纪前半期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十九世纪中后期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维新的君主立宪制，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三个自信，都是不放弃中国的文化，用亨廷顿的话来说，就是“试图把现代化同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日本选择这条道路后，虽然也有挫折，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文化中的一些问题，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差点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基本上是顺利的，一路小跑，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走得很艰辛了，内忧外患，经历了戊戌维新的失败，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常常也因为没有处理好自己文化中的问题，饱经沧桑，九死一生，但今天也走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事实证明：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访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84.北京.2010）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

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是西方的衰落和东亚的崛起。

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52.北京.2010）

在回应方式上选择基马尔主义或者拒绝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选择改良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做得好，说明了选择改良主义坚持自己的文化，坚持自己的传统，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那么，这也就是说，东亚的崛起跟东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有关，经济跟道德有关，“经济繁荣就是道德优越的证明”（亨廷顿）。

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成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86-87.北京.2010）

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他们还将两者进行比较，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因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教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因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等。（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88.北京.2010）

李光耀特别强调亚洲文化的“群体意识”。他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是明显的宝贵东西。东亚所持有的价值观，如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同上）李光耀所列举的东亚人，基本上是儒教文化圈的人（日本人是不是可以商榷），而他所列举的文化优点也基本上是儒教的文化主张。儒教是起源于西周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派，西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以血亲为纽带的家族制度上的，家族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宗法制度。它的特点是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国一体，所以我们常说家国情怀。在一种有家国情怀的文化里，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一事，而且国比家更重要。如果一个家族没落了，就会有人起来复兴这个家族。如果国家出了问题，就会有人起来复兴这个国家，甚至抛弃自己的家庭也要拯救这个国家。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儒教文化圈的人，才有新加坡领导人说的“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亚洲文化的特点，这种情怀是亚洲文化特点的全部逻辑起点。除了家国情怀，儒家文化圈的另一个文化特点是“天下”意识。在西方文明冲击前，中国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分人种，不分民族，天下一家，儒家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当然，中国人在意识中构建的这个天下，是在“天”这个前提下。这个天，当然是用华夏文化构建起来的天，是华夏族的祖宗所创造的文化，是华夏族的上帝所代表的文化，只要你承认这个文化，不分人种，不分民族，我们就是兄弟，我们就在一个天下，否则我们就不共戴天。中国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讲“尊王攘夷”，但只要你承认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不认为你“其心必异”了，不把你当“夷狄”来“攘”了。在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即使“非我族类”的“夷狄”，中国人也非常宽容，汉代打垮了匈奴，南匈奴走投无路时，汉朝政府倾其所有把它们安置在北方边境。唐朝打垮了突厥，进入了中亚，各民族愿意加入欢迎加入，不愿意加入也不强迫，加入就设置羁縻州安置，高度自治，来去自由。在文化上不共戴天，但也可以割一块天空给你，让你好好呆着那块天空下。中国人的这种天下意识所构建的天下，当然是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天下，所谓中国，当然是中央之国，中国之外是不接受华夏文化的，没有文化的四夷，四夷之外是八荒，八荒之外是四海。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们是兄，你是弟，有等级，天下要听我的号令，不听，就可以“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不过我们很少使用这种权利，因为我们主张以德服人，主张“政在来远附迩”主张“耀德不观兵”。这就是西方人说的中国建立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好不好呢？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它可以起到地区稳定的作用，可以起到地区文化归属的作用。对中国人而言，是自豪感、自信心、自尊心、文化复兴的决心的来源，是中国人要走向世界的决心的逻辑起点。

有人不喜欢中国崛起的“崛起”这个词，我也不喜欢。因为这个词是来自英语的，是rise，这个词在英语中有原来没有后来才有的意思。一桌人吃饭，我突然来了，要求给我加一个位置，大家挤挤。但是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在我们的意识中，我都不是原来没有后来才有的，几千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是中央之国，只是1840年后我们衰落了。一桌人吃饭，我坐主席，我去洗手间一会儿回来就没有我的位置了，这有道理吗？

有了家国情怀，有了天下意识，中国人，或者东亚人的文化有利于现代化进程是肯定的。

文化就是软实力。

抗日战争时期，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期间的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1/3（铁血网，2015.9.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新加坡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国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抗战爆发，陈嘉庚登高一呼，南洋的华侨华人无不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陈嘉庚当时是怡和轩的主席，他把怡和轩当成了自己的家，吃住都在这里。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中国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危急的时刻，3000多名南洋各地热血青年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义无反顾，勇赴前线。他们为新马华侨史、中国抗战史，也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谱写了一部悲壮史诗。”（人民网，2015.8.5）

上世纪89年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各国减少了在华投资，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在这个关头，又是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华人的资金支持了我们的改革开放。

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地区（占68.3%），还有台湾地区（占9.3%），新加坡、澳门地区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149.北京.2010）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家国情怀和天下意识在起作用。李光耀说：

“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征……人们自然四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148.北京.2010）

三、关于“重建斯文”

借用亨廷顿的说法，中国的“崛起”是“不可抗拒”的。

李光耀在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年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207.北京.2010）

中国文化支持了中的“崛起”，但“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也付出了代价。首先是在挨了饱打之后，基马尔主义对我们的干扰，发生了五四前后那样的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我们的文化有中断和破碎。其次是我们在讲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同时，讲好文化的硬道理，我们的社会正陷入物质主义，精神高度有所降低。第三是苏东剧变后，冷战结束了，福山说历史终结了，终结于资本主义，为此西方欢呼雀跃，全世界共产主义信仰陷入了危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价值真空、信仰真空。如果世界真的像亨廷顿说的那样，未来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两个方向的问题：一是我们如何解决自己社会所需要解决的价值问题、信仰问题，二是我们如何面对文明冲突的问题以及文明的重建问题。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非西方文明回应，但回应的结果并不是大家都接受了西方文明，而是世界发生了变化：

在变化的早期，西方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舞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55.北京.2010）

伊斯兰确实是从宗教中寻求解决身份认同的危机的答案的，所以有了伊斯兰复兴，甚至极端者走向了原教旨主义。我们没有那样的宗教，我们一开始就是从传统文化中，从“中学”、“国学”中寻求解决身份认同的危机的答案的。现在我们的政府提得更多的是传统文化，民间、学术界提国学，现在我们也是从传统文化、国学中寻求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的答案的，在社会层面上是实力提升后，是用传统文化、国学来“鼓舞这个社会的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的信心”，伸张自己的文化的。现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宣传，可以说是政府和民间，甚至学术界同频共振。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国学的语境，是我们坐在一起学习吟诵的语境。

这里，我们先说说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很多，有物质的，有制度的，有文化的；在文化层面，有学术的，有艺术的，有习俗的。这些东西，首先不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也不是都是可以学习的。儒家的丧葬制度讲厚葬，所以颜渊死了，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捐出来给颜渊做一个椁，孔子不干，墨家对厚葬狠狠地批判，你干不干？儒教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比如底线教育。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是宗教文化，他们是讲精神高度的，讲上帝和安娜的境界，要人成圣徒，我们的儒教文化不是宗教文化，是世俗文化，我们也讲高度，讲圣贤的境界，但是我们承认圣贤是不容易的，夫子门墙不是普通人能窥视的，我们更多的是讲君子，讲底线，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是排他的，“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唯一的使者”。我们土生土长的宗教或者我们接受改造的宗教，都不是一神教，如果你信教，你可以拜道德天尊也可以拜财神菩萨，你可以拜释迦牟尼也可以拜观世音菩萨，我们讲兼容，讲和而不同。儒教的底线教育、和而不同的教育，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在座各位，基本上是教师，要考虑传统文化、国学中哪些可以进入校园，怎么进入校园的问题。佛家的东西很好，道家的东西也很好，但是，能进校园吗？恐怕很难。儒家的东西进入校园估计要容易些，因为儒家积极进取，佛家、道家消极。如果我们同意儒家的东西进来，那么，哪些东西进入课程，哪些东西进入其他教学活动，以及怎么进入，我们要去取舍。就我个人的观点，儒家的学问博大精深，原始儒学、理学、心学，能进入学科的东西很少，能进入课程的更少，能进入教材的少之又少，能把小学（句读、文字学、训诂学）、书法那点东西引进今天的识字教学，到了“明明德阶段”把《六经》引进“明德”教育就不错了。

在座各位，都负有重建我们的道德秩序和人格精神的责任，因为我们是教师。儒家就是讲社会秩序，讲人格精神的，所谓“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人格精神到社会秩序的建设。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开幕式上，凤凰网总裁李亚发言的主题词叫“重建斯文”，我很欣赏这个提法。我们的任务就是重建斯文，解决我们自己和我们后代的价值问题，文化身份问题，我是谁的问题。如果哪天，我们教出的孩子认为雅集比打游戏更有意思，我们就欣慰了。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搞好了，对外，也就好解决了。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未来的世界格局是以文明划分集团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等等。各文明以自己带头大哥为核心进行文化认同，中华文明的大哥毫无疑问是中国，就像基督教文明的大哥毫无疑问是美国。

同样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中华文明的特点是把天下当成国家，天下是国家的放大，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文化做好了，把传统文化、国学做好了，真的重建斯文了，我们这个大哥就当好了。中美之间很危险，对撞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西方，特别是一贯负有使命喊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该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161.北京.2010）你不认同他就要整你，今天早上的新闻里说，美国高官扬言要每周巡航南海。他们所谓的航行自由，其实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的横行自由，要进入中国的十二海里、越南的十二海里、菲律宾的十二海里，你以为只有中国人不干啊？大家都不干，所以才会有四十余国支持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关键是我们要当好大哥，要强大，要能为小弟主持公道，要哦让小弟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归属感就涉及到文化，在国际上，只要你强大了，你的文化就优越了，英美强大，我们学英语，苏联强大，我们学俄语，我们强大了，全世界学汉语。我们需要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国学，那是全世界华人，是中华文化圈共认的祖宗，到时候，我们一套一套地讲给他们。